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司马迁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

　　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逐次开启文明之光。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先祖的事迹也浓缩着一个部族的故事，也就是那古老的神话传说。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我们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对血统观念的执著记忆，构成了中国古老神话的独特风格，使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人格与神格合而为一。由于氏族、部族之众多，致使各个部族都产生了各自的始祖神与中心神。于是在中国原始神话系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能统率神话传说中所有众神的至上神来，所以绝不能写出如“希腊神话传说”那样的完整神话故事，这是先天的，而非文明时代的人们用笔墨可以弥补的。

　　翻开保存原始神话最丰富的《山海经》，我们在“海经”与“荒经”中，仿佛看到了一部古老神系家谱的档案，它记录着一条条血统相传的部族史：

　　帝俊生禺＠①，禺＠①生淫梁。淫梁生番禹，是始为舟。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海内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海内经》）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东经》）

　　如此之类，俯拾皆是，不可一一赘举。有些氏族虽因种种原因而迁徙，且姓氏不同，但他们却能记住自己共同的祖先和部族的大神，因为这种血统观念，使原始神话中始祖神也兼有天神身份，所以帝俊、黄帝、炎帝等既是天神，也是始祖神。这种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根”的意识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三千多年的史官文化，也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

　　各个部族在史前时代的杀伐中，终于冲出了一支强劲的夏部族，建立起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以同一血统的代代相传，维系了几百年的“家天下”。殷灭夏而代之，易其制，奴其人，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夏的血统传递制度。在灭夏代政之后，这一来自东方部族的民族俨然以“优等”人自居，将自己的祖先推上至上神的地位，而在历代君主名字前均冠以“帝”字，视为天地间的活生生的神灵。《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在殷人眼中，天神即为其始祖神，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高祖俊，而俊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相信自己的先祖——上帝是万万不会帮助别人的。

　　二、周人的天道观——道统对血统的补济

　　殷人所恃之天神上帝并没有使殷人国祚永存，周人最终将“帝子”翦取而代之。建立政权的周人对殷人自命为帝子之说十分不服气，也无法接受，所以便创造出“天命”观，对“帝子”说加以改造。在周人的文献之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②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云：《周书》诸诰，包括五诰及《梓材》《君＠③》《多士》《多方》等篇，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 《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 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注：《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262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与殷人在甲骨文中唯有“帝”字为至上神相比，乃一大转变。

　　周人以“天”代“帝”的改造，实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又一大契机。在起初，周人虽也曾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是姜＠④“履帝武敏”所生（注：《诗经·大雅·生民》。），也曾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注：《诗经·大雅·文王》。）但是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

　　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孔子曾以独具之慧眼透视殷周的文化差别，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注：《礼记·表记》。）可谓一语破的。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神话末途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