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南宋北伐未果往往被归咎于皇帝的昏庸，以及秦桧的祸害忠良。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由于当时北伐并不得人心。

    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40万人。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而到了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产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场主和熟练工人，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官员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年薪在400贯左右，而一个棉织业熟练工人的年薪却达到了600贯。

    这个规模日渐庞大的中产市民阶层既得富贵，也安于富贵，一旦北伐战争打响，各种赋税徭役、兵役会成倍地降临，势必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中产市民阶层拥有全国2／3的巨额财富，也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声音是当局不容疏忽的。

    而且身处北方“沦陷区”的百姓也没有盼望南宋的军队进行北伐，当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着苛捐杂税时，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

    当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时，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屡屡因为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所以无论是秦桧的“绍兴议和”还是孝宗时的“隆兴议和”，其实都是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的。

    因为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他们都一样要交粮纳税。